什么？！中国要报恩乌克兰？！
从2022年初至今，国际关系格局中最大的“黑天鹅”事件，莫过于2022年2月底俄罗斯与乌克兰——这两个主要民族为东斯拉夫-罗斯斯拉夫人的国家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
外界普遍认为，俄乌冲突是苏联解体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所遭遇的最大挑战。而俄乌过去一年在战场上打得有来有往，胜负难解，任何一方都没有对另一方形成压倒性的态势，让战争在新的一年、乃至未来更长时间内的走向蒙上一层迷雾，也使其对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充满不确定性。
显而易见，俄乌冲突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百年未有”的复杂和凶险，而中国如何在这纷繁复杂、充满未知变数的环境下处理中俄、中乌、中美等关系，乃至如何自洽，自然成为我们在今后较长时间内需要应对的棘手问题。
中国对俄乌冲突的立场是稳定和一贯的：2022年2月24日，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的王毅在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表示，中方“一贯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我们也看到，乌克兰问题有其复杂和特殊的历史经纬，理解俄方在安全问题上的合理关切。中方主张应彻底摒弃冷战思维，通过对话谈判，最终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用简短的话语，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在俄乌冲突当中所持的立场。此后，中方先后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了这一立场，坚持至今。
对于中国为何在俄乌冲突中采取这一立场，广大国人都颇为关注。但自从冲突爆发以来，有一种类似“乌克兰恩情论”“中国应当报恩”的声音，一直在华人互联网、舆论界有一定市场，特别是被部分怀揣着各种目的网民所利用，煽动国内舆论的对立撕裂，比如包括但不限于朴素同情乌克兰人民的遭遇，由于历史恩怨看不惯当下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由于俄乌冲突影响自身工作生活，单纯对俄罗斯或普京不满，以及一些网络“1450”等等。
其中，最典型的“包装”便是借苏联解体后中乌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反复刺激着国内舆论对于该采取何种立场的争论，这其中便夹杂着上述提到的“恩情论”声音。
首先应当承认的是，从苏联解体至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前，中国和乌克兰开展了长期的军事技术合作。据统计，截至2015年，乌克兰向中国转让出口了30个大类的军事技术，涵盖了船舰动力系统、大型运输机设计、超音速高级教练机、坦克发动机和空对空导弹等关键领域，其中包括众多军迷耳熟能详的武器装备，如“辽宁号”航母，“雪龙号”破冰船，歼15舰载机等，都是依托乌方提供的技术发展起来的。这无疑极大地促进了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国防军事工业的进步。
但在笔者看来，部分网民如借题发挥，将这些军事技术合作解释为乌克兰对中国的所谓“恩情”，从而脑补为中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持立场的出发点之一，这不仅肤浅地解读了中方立场，有意无意引导大众对中方立场产生误解，也不符合历史和当下的现实。
“瓦良格号”通过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
2018年4月18日，航行中的辽宁舰。
第一，中乌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之上的，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施舍”问题。
据西方学者估计，乌克兰作为苏联军工产业最重要的富集地之一，至苏联解体时，大约继承了苏联军事工业30%的份额；苏联军事工业的精华——战略导弹、大型水面舰艇、大型航空器制造业都以乌克兰为基地。但解体后，也由于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工业联系的切断，以及与乌克兰本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相匹配，乌克兰军事工业失去了配套的上下游产业和需求。同时，苏联时期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不复存在，而规模庞大的军工遗产涉及范围广大，人员众多，本身又为转型转产增加了巨大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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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种消极因素的叠加影响下，乌克兰军事工业陷入了崩溃边缘，大量军工领域专家和工程师在朝不保夕的赤贫状态下苦苦挣扎。
此时恰逢中国对军事工业升级的需求十分旺盛，中乌合作把乌克兰军事工业从濒临崩溃的边缘拉回来了一些，使其在苏联解体后的乱世下继续维系了20多年。双方的军事工业合作本质上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基本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援助现象，更无谓“特别的恩情”了。
第二，中乌军事技术合作更多展现出“自发性”、“民间性”和“非正规性”，乌克兰在国家这一层面，在其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十分有限，甚至有可能消极性大于积极性。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无论在2014年颜色革命之前还是之后，苏联解体后的历届乌克兰政府的政策方向都是倒向西方以融入“文明社会”。在此背景下，除了因产业和需求配套的原因同俄罗斯保留大规模军事技术合作之外（至2014年颜色革命以前，乌克兰最大的军事技术合作伙伴始终是俄罗斯），那个时期的乌克兰官方层面对与美国及其盟友表现出了更加浓厚的兴趣。而军工企业和军工人才也是对资金实力更加雄厚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趋之若鹜，彼时乌克兰军工人才主要流向美国、德国、以色列、韩国、新加坡等国。
相对而言，中国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与乌克兰当局所努力的方向相左，因此乌克兰当局对同中国开展军事技术合作本身就持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的）轻视的立场，中方所能开出的合作条件也较为有限。
而中乌两国军事技术合作之所以能进行下去，并为双方带来巨大收益，更多的是基于时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以及中国各路政府、民间人士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不懈坚持：须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仅仅对原苏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也大大压缩了中国的国际活动空间，对我们的国际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尽管如此，时任国家领导人在自身面临极大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长远眼光，创造条件与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专家技术人员个人进行“抢救性合作”。比如在人才引进方面，中国留苏学生的优秀代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就主持推进了针对包括乌克兰在内的独联体各国人才引进的“双引计划”，从国家层面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外，各路政府和民间人士，从国家、民族及自身的长远发展考虑，面对包括乌克兰在内的独联体国家陷入混乱失序的时期，“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通过官方和民间、正规和非正规的渠道，以各种方式与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专家学者建立联系，而其中相当大部分的合作关系是“非正规”的、甚至是“不合规”的。
正是官方和民间、正规和非正规并举的多渠道、多层次、多手段方式建立起了合作关系，才使得中国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在起点虽不如西方国家，但最终在投入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取得了丰硕成果。可见，与其说感谢乌方的“恩情”，不如感谢时任国家领导人的眼光和各界人士的负重前行；至于对乌克兰当局的感激，就更无从谈起了。
第三，也是笔者认为最根本的一点，自2014年“颜色革命”后上台的乌克兰当局，同2014年以前有着重大区别。现今乌克兰当局与过去的历史做完全切割，彻底倒向西方，甚至对中乌合作进行一定程度的阻挠和破坏，抹煞了中乌军事技术合作的意义，也瓦解了日后得以继续进行的情感基础和政治互信，因而合作的前景可以说黯淡无光。
在此，笔者还想提请大家回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相对于具体细节鲜为人知、扑朔迷离且引人无尽猜测的军事技术合作而言，笔者认为中乌两国交往中最为中国普通老百姓所熟知的成果，莫过于1999年中乌合拍的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作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献礼剧目，该剧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改编自外国名著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的播出，将久违了的共产主义战士——保尔.柯察金的高大形象再次生动地展示在了中国观众面前，国内当时引发巨大的轰动，堪称“现象级”的电视剧。通过该电视剧，很多改革开放后成长的第一代认识了保尔，并被他身上所散发的共产主义者的高尚品格所感染。而更多的观众则通过这部电视剧的播出，第一次深入认识和了解了乌克兰这个国家，并对其人民产生了朴素而美好的感情。对中国人民来说，这部剧成为中乌民间友好关系发展的重要情感基础。
乌克兰青年演员安德列.萨米宁，曾在1999年中乌合拍影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饰演保尔·柯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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